区域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人口流动也将经历新的变化。
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态。2019年12月16日，秘书长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央一级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转向了更清晰的思路。
2020年1月以来，《21世纪经济先驱报》的记者参加了几次区域经济论坛，发现关注区域经济的各界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区域发展的中央顶层设计正在发生变化，强调过去的均衡发展，弥补薄弱环节，转向相对集中，符合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优势区域的历史规律。从强调中小城市的发展到强调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哪些领域将处于领先地位？顶层设计变更后，哪些策略将成为主要的起点？人口流动将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
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
Metropolis Circle，根据国家发改委2019年2月底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是指以超大城市或辐射驱动功能强的超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市化空间形态。
随着工业、资本等发展要素的突破行政边界，中国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多层次城市空间结构体系。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措施，人口流动至关重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生育率的下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红利逐渐下降，各城市对人才和人口的竞争日益激烈。户籍政策也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中央政策层面，也鼓励人才自由流动。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号文件，建议全面取消对300万以下城市居民定居的限制，全面放宽300万至500万以下城市居民定居条件。这无疑为城市人才竞争提出了新的考验。
哪些城市将成为“都市圈”时代的宠儿？1月7日，华夏幸福产业研究所和中国联通发布《中国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报告》，以不同于以往城乡人口的视角，基于人类需求探索中国30个核心大都市地区对“新移民”的吸引力，并预测“新移民”的未来流向。
结果显示，上北、深圳和广州四个一线城市占据第一位，其次是杭州、成都和南京，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城市武汉、重庆和Xi安也位列前十。然而，从趋势来看，贵阳和昆明作为西南省会城市的代表，吸引力最大。
就空间格局而言，报告显示板块之间存在分段差异，重心向南移动。在连续的城市地区发展均匀，吸引力强；在“强省联盟”战略下，以中西部省会为核心的都市圈发展迅速，成为省级发展的引擎。
研究还发现，“新移民”的吸引力与规模能量水平密切相关。高能大都市地区近场迁移和平行迁移并存。在高潜力和耕作大都市地区，近场迁移占主导地位，辐射力依次减弱。"拥有大量流动人口的大都市地区在未来仍将对新移民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华夏幸福产业研究所所长顾强认为，在中国大都市区城市化的时代，大都市区已经成为
放开落户制度建设是重点
都市圈作为确保“城市群-中心城市”系统有序衔接的重要环节，其本质是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镇)的“城市间发展”。这使得大都市区的发展必须跨越行政区域，探索建立统一的市场，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虽然政策取向已经放松和确定，但放松和确定背后的公共服务一体化在制度层面面临许多障碍，跨行政政策的提供被认为是不够的。
以北京大都市区所在的京津冀地区为例。1月5日，在首都经贸大学大城市研究所举办的“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上，许多与会官员和专家表示，经过五年的建设，京津冀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协调发展的基础设施框架基本形成，而在土地、税收和公共服务领域，消除政策、标准和法律层面的隐性壁垒仍将是下一阶段的重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柯金文在论坛上表示，他在实际研究中发现，为了考虑产业政策的大局，京津冀许多行业协会都希望在同一个行业建立一个统一的行业协会。然而，在向负责行业协会的民政部门报告类似申诉后，存在一个问题，即现有政策不能支持建立省际区域行业协会。
不仅如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规划领域土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财税领域财税利益的跨区域分配机制、公共服务断层的开放是京津冀下一阶段围绕“消除非资本功能”协调发展的改革重点。
李铁在文章中指出，为流入城市和地区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存在一些困难，但关键在于认识问题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取向。
(编辑:李波)